L市石化公司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以计划为基础的国家再分配全面衰落，这种对资源垄断的企业，就会使垄断的优势一部分转化成企业自身的优势，其在90年代中后期，石化公司空前规模的集资盖房，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强单位化的趋向。
即使是在2006年8月14日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的情况下，石化公司集资建房的步伐也并未停止。石化多功能小区的建成这一事实，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问题，那就是市场化改革以来，像石化企业这样掌握了重要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在国家权力退出后，借助国家政策的优惠和企业自主性的增强，集资建房既有动力也有实力，同时与打造卫生城市、建设石化城的地方政府工作目标相契合，这些企业老旧小区的改造通过近几年企业的集资建房而得到解决，2011年，12街区石化多功能小区的建成是新时期单位社区强化的集中缩影。
一些垄断型企业在热火朝天地集资建房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却因效益不好，企业无力承担企业职工三金缴纳的最基本社会责任，低工资加上企业对职工的未来风险不承担责任，企业人才流失严重，企业人力资本的恶化，进一步遏制了企业自我更新、升级能力，企业危机四伏，勉强维持生存亦属不易，更不要奢谈旧的单位社区改造和集资建新区了，社区破落杂化现象日显突出。
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与那些非限制介入性国企形成鲜明的对比，单位社区区隔愈加明显。华伟对于这种现象有如下总结：“（1）单位对国家的依赖性、服从性有所减弱，自主性有了较大增强。（2）单位之间的收入和资源占有情况的差距迅速扩大，有的还表现得极为明显。（3）虽然个人有了较大的流动权力和自由选择的自主权，但是，在很多方面个人实际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单位。在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单位为边界时，单位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住房、收入和福利等对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11]
（四）单位社区制度惯性下失灵的市场力量
“在转型期中国城市住房市场不成熟、住房保障制度不健全等背景下，单位社区中的居民仍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根据家庭情况和就业意向进行自由迁居，而是面临着很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因素的制约。”[12]其中，单位制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辉煌曾造就了子孙三代同在一个企业的普遍现象，在市场化改革以来，虽然面临着转型期多样的市场选择机会，但由于这种相当规模的熟人单位社区，人员流动和社区复杂化的进程相对缓慢，居民仍在单位社区中“残留”的现象比较突出。
效益好的单位由于有很强的实力和动机，借助国家住房政策，集资建房是企业改造老旧社区，提高企业职工居住环境，进而提高企业形象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职工在企业小区中生活，不但能享受到物业优质而便捷的服务，更能提升自身作为国有名企员工的身份形象，作为市场力量的商品房供给对于这样的企业职工没多大吸引力，有谁放着环境优美、服务便捷的单位社区不住，而去市场买商品房呢？
那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即使对企业的老旧社区不满，但由于工资不高，职工也无力去市场买商品房。以上两种情况表明在企业集中的X区，市场力量的自发机制在介入城市社区建设中失灵，单位社区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显示了市场力量无可匹敌的制度惯性力量。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手段并未完全突破单位体制行政性的资源配置体系，国家、单位依然是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同时社区发育的不充分及社区体系的薄弱使社区体制还不足以对单位体制产生强有力的挑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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