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前”学科所以会从“政治第一”转到“政治唯一”，与当年风波不断有关。而对《史稿》來说，风波来得更早一些。众所周知，《史稿》分上下册，上册于1951年9月初版，下册则被拖延到1953年8月。时间间隔如此之长，是因为上册遭到批判，下册必须修改，不免延宕。

1952年9月，《文艺报》召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批判该书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严重错误”，认为王瑶“采取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文学趣味有所偏爱”，竟然把胡适、周作人与郭沫若、蒋光慈并列叙述，又对徐志摩、沈从文等“反动”“颓废”作家“津津乐道”，这种“对于文学形式却特别加以玩赏”的态度，可谓“不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主流与逆流”，是“漠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作用”。37

这次座谈会的深刻意味在于，将原属“支流”的部分“资产阶级”作家，彻底划归到“逆流”一类。黄修己认为，这说明“新文学史”的本质是在“为谁树碑立传”：“凡是在现实生活中被赶下统治地位的，在历史著作中也同样要被赶下统治地位；曾经与他们结盟合作，友善相处的那些人，当然也不配占据哪怕是比较显眼的位置。”38《史稿》之后，无论是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还是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都将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来批判了。而王瑶则非着手修改《史稿》上下两卷不可。最终出版的下卷，便已不见他先前议论沈从文与徐志摩时的风采了。39

《史稿》属编年体史书，故将沈从文收入上册，而《围城》若要入史，则只能跻身下册。是否《史稿》原拟有《围城》的位置，因上册挨批后被弃卒保车？这是笔者的一点猜测。若《围城》诞生较早，被《史稿》上册收录，这部杰作在1949年后会不会遭受如沈从文小说一般的命运？或也难说。但从这角度考虑，“被遮蔽”似又比“被批判”显得幸运。

唐弢1982年时曾说：“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如果要我个人写，有些‘街头诗’‘活报剧’，如果艺术高，我会写它，如果艺术水平不高，我就不写。”40言下之意，他并不视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为个人著作。在此之前，《文学评论》发表了其《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一文，对《围城》有高度评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文题记，采用了奥登名作《战时在中国》：

当然是赞美：让歌声起来又起来，

歌颂盆里或脸上开出的生命，

歌颂植物式忍耐，动物式可爱；

有些人曾经享过福；也出过伟人。

1984年，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保留“鲁郭茅巴老曹”的主干，将三册史书压缩成区区一本。唐弢重写了全书引言，并为钱锺书留下约500字的篇幅41。这是《围城》第一次以简体中文形式出现在不无权威的现代文学史著里。重写的全书引言的第一小节如下：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它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其开端而揭开崭新一页，使中国文学开始走向现代化道路，既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文学相沟通，又和自己的人民接近了一大步。42

这番话既是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恐怕也是献给“开放后”学科自己的。

【注释】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②③江秉祥：《〈围城〉重版前后》，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