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前”学科认定入现代文学史正册者还有一大标志，即需“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26。有趣的是，在1948年，也确有人从这角度阅读《围城》。据沈鹏年回忆：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围城》中的某些情节，帮助我们从感性上加深了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章节的认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革除”的那种“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大家在讨论中各抒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时，石君随手拿出《围城》，翻开小说第二章，其中描写方鸿渐留学归来，在家乡的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读道：“方鸿渐强作笑容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大家在笑声中都认为方鸿渐不伦不类的演讲，却说出了简单明白的道理。……“鸦片和梅毒”，是对“帝国主义文化”绝妙的讽刺和概括。27
可惜上述阅读体会并不契合《围城》本意。钱对“鸦片与梅毒”的调笑，与其说是在讽刺“帝国主义文化”，不如说是在讽刺“中国”自身。因为这些提法，原都出自方老先生塞给鸿渐的那册线装书里：
鸿渐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识见大长，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只可惜这些事实虽然有趣，演讲时用不着它们，该另抱佛脚。28
不难识别如上“识见大长”“这些事实”纯属讽刺或反语，只有“演讲时用不着它们”才是真话，谁知方鸿渐临到上台才发觉，“线装书上的议论和事实还记得一二，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影踪都没有了”29，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胡扯起“鸦片和梅毒”来。故这些话在《围城》原也不是用来攻击“封建主义”的，因为在钱锺书眼中，“愚蠢”是远比所谓“封建”更本质的原罪。
沈鹏年记忆中的读书会，是在不自觉间袭用了模式化的批评方法，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模式，从《围城》切割若干“似是而非”的段落，而忽视了语境本意。值得一提的是，此批评方法也常见于“80前”学科。如唐本评价鲁迅小说《故乡》，提到“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0其实在鲁迅原文中，那著名的“路”的意象前边还有一段，全文是：“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1鲁迅认为，他的愿望，是比神怪还要飘渺，如月亮一般茫远的偶像。“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他却独自徘徊在无人的故土，寻求抵达月亮的办法，既没有路，也缺少一起走的人。所以，《故乡》的结尾未必是在引导读者去确信前途，而是劝自己在绝望32中须强打起精神罢了。症结在于，鲁迅既被《新民主主义论》指定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但他本身又过于深邃，这就迫使“80前”学科不得不用模具式批评，将其嵌入“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架构中。唐弢对《围城》，当不必如此动干戈。
四
《围城》算不上是新民主主义文学，但又须承认，在“开放前”学科的史述里，并不只有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是革命的文学，而革命则很讲究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朋友”即统一战线，“敌人”即斗争对象。所以“开放前”学科又有主流、支流与逆流的提法。“开放前”学科认定现代文学史中，“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主流，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学是支流，依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学是逆流。”33而唐本中也不乏对支流如沈从文、逆流如新月社的介绍与批评，为何偏偏对《围城》视而不见呢？这或许事出历史的偶然。
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简称《史稿》）是学科史研究躲不开的对象。其重要性主要有三点：出版最早；有文学性；内容丰富。当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回顾“开放前”学科时曾说：“所谓政治第一，是要在文学的范围内来看它的政治第一，但是我们后来把它变成了政治唯一。”34“政治第一”与“政治唯一”之别，就是《史稿》与其后大部分“开放前”文学史书写的区别。比如对沈从文，《史稿》后的文学史只有批判或遮蔽，王瑶却颇愿欣赏他“运用文字的能力”，“句子简练，‘的’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35，也理解其小说嘲笑城市、青睐自然的意蕴。黄修己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也提到：“《史稿》之后，已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很多，但这建国后的第一部，被某些人认为是草创性的《史稿》仍拥有读者。就因它记载的作家多，不少后来因各种原因不入史的作家，《史稿》中还可看到他们的面目。”36故可以说，《史稿》之后，“开放前”学科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史稿》中不见的作家作品，也就不会出现在其他版本的文学史中，比如钱锺书及其《围城》。为什么同属“支流”，《史稿》可以选择沈从文，却漏了钱锺书呢？原因或许可在1952年9月的一场座谈会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