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20世纪40年代曾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尝试过并轨“新文学运动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对大概念⑩，但作为以“正式形式裁定的结论，对现代文学传统第一次作了统一而鲜明的解释”的，仍得归功于郭沫若这一“总报告”。从此，“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文学观就成了现代文学史著写作的“中心思想。”11
1950年5月，中央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要求高校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随后，李何林、老舍、蔡仪与王瑶共同商议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该大纲指出，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12。1951年，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出版，开篇便提出新文学史“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13，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作。王本之后，学科遭遇数次风波，“例如就所评述的作家来说，1955年因为胡风事件而去掉了一批。1957年又去掉了一大批。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只剩下鲁迅一人了。”14直至1978年才重整旗鼓，集结起1964年一度被冲散的唐弢主编团队，继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若死抠时间节点，当承认1979年出版的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属于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但鉴于饱经沧桑后的世故与谨慎，作为“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的唐本倾向于“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尽量采取大家的公论”15，而全力避免一家之言。因此，唐本更宜被看作“开放前”学科（指1949—1979年间的现代文学学科）的收官暨集大成之作。唐本仍视现代文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强调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并提出“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标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16，从而完成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这一模式的全面对接。
故可说从1949到1979年，中国内地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其主题都必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于是，钱锺书及其《围城》的被“80前”学科所屏蔽，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三
“‘80前’或‘开放前’学科认定现代文学主流有三大标志，第一便是“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17与其说这是对作品的要求，不如说是对作家的要求。因为唐本那脍炙人口的“鲁郭茅巴老曹”之排位，就与诸家在组织眼中的权重程度极其对应。鲁迅是左联成立时名义上的盟主，又被毛著《新民主主义论》指定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18，由他领衔现代文学史，名正言顺。1936年鲁迅去世，1938年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地位”19，这就导致唐弢在文学史书写中，郭沫若紧随鲁迅，排行第二。1949年后，郭沫若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巴金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老舍、曹禺亦深受信赖，肩负公职。也就是说，“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文学史排位就是衡定诸家的艺术造诣深浅的精准参照尚有争议，但它无疑是组织对诸家的政治评价之优先排序。因为这能体现现代文学主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以此为参照，当轮不到钱锺书。钱锺书在余英时的眼中，“是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201949年前，钱锺书不加入任何社会政治团体，反倒因《围城》问世遭到左翼知识者的激烈批判（以王元化1948年撰文《论“香粉铺之类”》为代表21）。1950年后，钱锺书应邀参与英译《毛泽东选集》，但钱锺书从未有意将此转化为政治资本，始终将这段经历仅仅当作一个事实22。时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徐永煐说：“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而汉文英文却都很好。”23由此可见一斑。
“80前”学科提出能入现代文学排行榜的另一标志，是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24。這更与《围城》无关。诚然，令方鸿渐被三闾大学解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房内有一本《共产主义论》，但此书实是赵辛楣落下的，并非《围城》主人公或原作者的趣味，抑或信仰之所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关键词，常被《围城》用来说俏皮话，譬如“假如上帝赞美魔鬼，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25等。方鸿渐是书香门第出身，又是银行经理的女婿，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而钱锺书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其品行无论好坏，也大致属小布尔乔亚阶层，所以这句话的本义是不可能将社会主义者比作上帝来歌颂的。与此相比较，《围城》写底层人物（近乎无产者）则屈指可数，其中有幸多分得几句台词的，是船工阿刘与佣人李妈。阿刘性格猥琐，喜欢刺探乘客隐私，以便勒索小费；李妈缺乏智慧，一味帮偏，是埋在鸿渐与柔嘉婚姻中的定时炸弹。他们既不像骆驼祥子那般任劳任怨，命途多舛；也不像《雷雨》里的鲁大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他们只是钱锺书笔下的一对俗人，不可爱，不可怜，不可敬，与“80前”学科理想中能领导革命、创造光明未来的无产阶级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