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思考与阐发最为集中的时期，也是奠定这一概念的关键时期。一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实际上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理论思考，不仅奠定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话语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是在纷繁复杂的抗日环境中，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艾思奇曾这样说道，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些思考，“抗日战争的八年能不能胜利呢，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卢国英主编：《艾思奇讲稿选·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的讲课速记稿选》下卷，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组1999年编，第800页。因此，这也是毛泽东在战时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推进的重大贡献。

三、以言成事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的概念运用

还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指出，“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毛泽东的这一话语表达，意味着“中国革命终于走向了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将站在世界斗争的前线，宣布它的合法地位”［美］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杨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但是考虑到全面抗战尚未开始，前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即便在1943年，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毛泽东思想年编》，第344页。，更何况从1939到1942年根据地还将要经受更为艰难恶劣的财政困难和军事摩擦，因此无论如何，这样的认识似乎过于乐观。及至1941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准备迎接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64—265页。与此同时，根据地经过发展生产运动，逐渐走出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渐被克服。基于这样的新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7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要有“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毛泽东年谱》中，第389页。7月30日，毛泽东在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再次谈及战后的前途问题。11月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11月6日，第1版。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已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后的发展和前途问题。这样一来，“从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成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运用“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重要出发点。

揆诸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话语表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在新的形势下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演变为激励根据地军民奋勇前行的重要话语表达。一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269页。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发展壮大之间的关联。质言之，“抗日战争”就是根据地的发展，就是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即强调，发展经济首先是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一些人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但是另一方面，要“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这样“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4、893页。1943年1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更是明确强调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而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毛泽东年谱》中，第424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指出，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前两个阶段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势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去”，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毛泽东思想年编》，第344页。很显然，将“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发展巩固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话语表达中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