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城市（农业城市）、近现代城市（工商业城市）、当代城市（后工业城市、城市世界），是人类文明空间转换、城市革命的三个阶段。与此相契合，人类的生态意识也相应走过了三个阶段。农业革命与农业城市时期，是生态意识开始生成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自然、社会、自身等关系，开始全面反思这些关系的复杂性、相关性。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工商业城市时期，是生态意识全面推进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由于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的、日常性的自然、环境、社会、自我等问题，也开始开启、遭遇比农业城市时期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复杂关系，开始对世界关系的生态性进行更为深刻、专业研究和把握。后工业革命与城市世界阶段，也就是当代，是生态意识需要新的全面自觉的时代，人们日益创造并遭遇比前现代、近现代城市革命时期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兼具全球性、区域性与身体性、多样性、复杂性、易动性。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城市、城市群、城市区域为空间和节点，全球、区域、个体，自然、社会、自身，科学、文化、宗教等，所有的关系日益深刻的关联、纠结在一起。这就要求人们树立更为全面的关系思维，对复杂的关系进行更为自觉的生态反思、生态关照、生态营建。

三、生态社会与城市伦理

生态战略已经成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但人们往往认为生态就是自然，生态意识就是自然意识、环境意识，建设生态社会、生态城市，就是在城市的营建与更新中注重对植物、水系等自然要素、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引入。如此理解生态战略有其价值，也有其问题。其价值在于，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注重引入自然因素，确实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环境改善；其问题在于，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把生态等同于自然，在理论上会遮蔽生态性的丰富内涵、能指意义，在实践中会遮蔽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探索更为全面的环境问题解决之道，良性可持续城市社会的营建之道。

客-客关系、主-客关系、主-主关系、主体自身关系，是生态关系的基本内容。人们之所以倾向于用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源于自然在本体论层面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先在性，以及自然在方法论层面上相对于人而言的可感受性、易见性。我们不必否定、拒绝并可以继续用自然来象征、标示生态，也应该继续把自然环境的改善作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也不能因此就把生态等同于自然，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认为，即使对于自然本身特别是涉人的自然，也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生态性、有机性来理解，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相对晦涩，却以特定的方式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生态本性。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存在孤立的自然，需要以整体、过程、有体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来理解自然。“研究自然就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自然自在地就是理性，但是只有通过精神，理性才会作为理性，经过自然而达到实存”。［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19页。“自然必须看作是由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同上，第28页。可以看到，一方面，黑格尔从理性出发理解自然，明显带有现代性上升期的特征，充盈着人的主体性自信；另一方面，黑格尔又以逻辑的力量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性、生态性，揭示了人、自然、社会及相互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有机体、互联性、变动性。

在《自然的终结》的作者看来，现代技术文明已经实质性地终结了没有人工干预的纯自然。“我们至少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终结了为我们所界定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自然。”［美］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我们生活在一个后自然的社会里。”同上，第56页。“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同上，第55页。虽然，自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乡愁，“自然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嗜好”同上，第65页。，但我们已经实质性的无法回归到前城市文明的那种自然。

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在本质上具有城市性。解决环境问题，建构生态型社会，需要转换城市发展方式，需要以全面的生态观为基础，推进城市理念、制度、生活的全面伦理化。所谓伦理，就是事物的内在关系本性，就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关系；所谓伦理化，就是人们把对世界、对涉人关系本性的自觉把握内化于人与社会的理念与心性、制度与行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而且它只有作为精神本质上才是伦理的。”［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页。全面的生态观，既需要内化于城市理念、城市心性，也需要内化于城市制度、城市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