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迪斯是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重要节点式人物。作为“进化城市”的倡导者，格迪斯的城市观的生态意识既来源作为生物学家的专业背景，更来源于对城市发展、城市问题的观察与反思。格迪斯的生态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自然所内涵的深层秩序，是人们获得解决城市问题自信的重要基础。面对不断严重的城市问题，不少人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但格迪斯对解决城市问题、优化城市生态充满信心，认为“信心在于大自然的秩序方面……只要我们改善环境，激发功能，大自然一定能重新给我们以健康和美丽——重新复兴，必将超越过去的最高纪录”［美］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李浩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其二，诸多城市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而是需要厘清不同城市问题之间的有机关联，并寻找系统的解决之道。城市问题“不应被个别地、过于专业化地处理，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可分离。”同上，第45页其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态，应建构以不同的地理生态等差异为基础的城市个性。“每一个真正的城市设计，每一项正当的规划方案，应当且必须体现出对当地及区域条件的充分利用，展示当地的和区域性的个性。”同上，第190页。其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生态的重要内容，解决城市问题、建构更美好城市的重要基础是恢复、回归城市主体的社会性、公共性。以个体为本体的功利主义是造成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城市的进化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前进。”同上，第188页。“人类伙伴与互助关系的理性回归，能重新点燃信仰的精神；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重建中，公民关系的复兴将开辟一个社会及政治进化的新时代。”同上，第48页。

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问题本质与伦理自觉

一方面，格迪斯的“进化城市”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一脉相承。霍华德的“拥有新技术秩序，以电力、卫生、艺术为特征，拥有高效和美丽的城市规划以及相关的农村发展，拥有社会合作和有效愿望的相应提升”等观点，是格迪斯“所坚持的主要论点”。同上，第78页。另一方面，格迪斯的城市观又与霍华德有重要不同。霍华德侧重于探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生态等原则在新的地点营建新的城镇，而格迪斯则侧重于探索如何按照生态等原则复兴、重构、发展已有的城市；霍华德更注重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及其调整，而格迪斯则更为注重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合理化。也就是说，同为生态意识，霍华德的相对狭义，其“生态”更多地具有自然性；格迪斯的则相对广义，其“生态”更多地具有属人性。

芒福德是现代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集大成者。作为“文化城市”的倡导者，芒福德的生态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他反对以机械的眼光看待城市，主张以生命与生物的生态性眼光看待城市。“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方式如今已经化育出一个生物技术时代。而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机械文明的种种成就则是仰赖机械秩序所建立的；所以，与当今的生物-技术时代对照而言，机械秩序的局限就大得多了。”［美］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其二，他认为现代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偏离了其全面的生态、生命本性，而成为一个片面的经济、欲望或政治存在。“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城市越发展，越需要确认城市的生态、生命本性。“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面的扩大和完善……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6页。其三，主张以一种更为全面系统地生态性方案解决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城市的改进绝非小小的单方面的改革。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重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而努力“创造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美］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第8页。

比较芒福德与格迪斯可以看到，格迪斯更为关注城市的复兴，对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景也更为乐观，立足于一种对生态的信心来考察城市，其城市观的总体基调是乐观的；而芒福德更为注重对城市的批判，更多地看到了城市发展的问题，其城市观更多地带有一些悲观色彩。在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上，生物学家出身的格迪斯更强调城市的人文性，而作为《城市文化》作者的芒福德却更为强调城市的生物性。比如，芒福德就将城市的专业分化现象比作一种昆虫式的生物学现象：“城市因而在一个相当早的时期便重现了昆虫世界中的多形现象：它以社会手段实现了昆虫社会赖以整体的生理分化。”［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第113页。

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是人文主义城市观的三个代表人物。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格迪斯的“进化城市”，再到芒福德的“文化城市”，三位城市学家对城市、生态的理解各有不同，但用生态的眼光看城市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的生态意识之所以产生，又源于城市发展中诸多关系性问题的刺激与激发。没有城市本身的发展，没有城市关系的复杂化、问题化，生态意识可能不会成为城市研究的显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意识是一种城市意识。确认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的社会性、城市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