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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协商民主制度缺乏权威性，制度法理性有待增强
　　制度的权威性主要来自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法律赋予的强制性，具体体现为制度的系统性、严肃性和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就协商民主制度而言，其权威性相对缺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当下的协商民主制度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从广度而言，其覆盖面还不够全面，现实之中主要落实于以人民政协为载体的政治协商，行政协商、社会协商和立法协商还有待强化；就其深度而言，它还缺乏系统化的制度建构、更规范的程序机制和更权威的决策影响力。其二，协商民主制度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保障。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法治化治理，马德普认为，“民主制度化过程是民主的各种规范逐步法律化的过程”{6}。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虽然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但其法律地位并不对等，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赋予了选举民主法律上的权威，而对于协商民主，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其法律地位和法律保障还有待完善。其三，协商民主制度缺少制度的严肃性。制度的严肃性由制度的可操作性和相关的问责机制来提供，而协商民主对于什么时候协商、怎么协商、协商结果如何反馈等问题缺乏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规定。
　　3. 协商民主缺乏配套的公民文化，公民参与水平亟待提升
　　现代国家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协商民主同样也强调不同主体的参与、互动和协商，二者都需要以公民的主动参与为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配套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这些国家在由传统治理模式向民主政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能否有效建立和运行，需要满足多方面条件，其中关键性的条件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要存在民主的政治文化”{7}。
　　就中国政治文化现实状况而言，我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臣民文化”。王沪宁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即，“一是中国公民的政治敏感性，即政治意识较高；二是公民的政治认同低，缺乏认同对象；三是政治知识差，即政治体系的认识差；四是政治感情淡薄，即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8}其主要体现为：“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老百姓对政府官员还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人民的主体性观念不强，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都比较薄弱；人民的政治素质和社会素养偏低，人民的主观认知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难以到达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高度；人民缺乏运用自身政治权利表达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面对政府等的侵权行为往往采取逆来顺受的容忍态度。诸如此类观念的存在，对于国家治理的转向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内化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这样强调制度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9}。因而，健全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0}制度化内涵着两个维度：制度的建构和制度的认同。制度的建构强调的是制度本身的完备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包含实体性制度建构和程序性制度建构两方面的内容，它是制度化的首要枢机；制度的认同强调的是公民对制度本身的内化，表现为对于制度规则的自觉遵守，它是制度化的内在保障。鉴于此，协商民主制度化需要从加强协商民主制度本身的建构和强化公民对协商民主制度的认同两方面着手，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
　　1. 协商民主制度建构：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首要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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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问题及路径探析

2014-10-14 09:30　来源: 互联网作者：王学俭等浏览次数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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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问题及路径探析 2014-10-14 09:30 来源: 互联网 作者：王学俭等 浏览次数 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