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行政非生态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生态农民培育

过去，我国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都是以经济指标为重点，为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往往无视可持续发展观，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只顾在任期间的短期利益，而忽视农村的长远发展和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甚至是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另外，我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源自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社会结构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贫困问题日渐突出，为了眼前的利益，一些农民也不顾及环境保护。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对应的生态治理也呈现二元状态，表现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长期被忽视，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缺失，环保机构及环保设施不健全，甚至一些农村地区根本没有设置环保机构，加之环保经费投入不足，环保人员短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生态农民培育。

（三）经济欠发达限制了生态农民培育

生态农民培育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解决资金问题，建立生态教育长效机制，才能使生态农民培育落到实处，而欠发达的经济发展状况必然限制生态农民培育。从生态环境建设角度来看，农村经济欠发达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经济发展格局不合理。

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处于低水平发展状况下的农民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量开发现有的环境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受损的自然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农民因而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循环之中，导致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农村经济发展格局不合理主要是指传统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低效率、低产出和不可持续化。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土地市场的活力，但由于大部分农村耕地零散化，不利于集中管理，因而农业产业化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农业科学技术未能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喷洒农药、使用化肥等非生态化耕作手段以及非生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未能得到有效处理，造成大量江河湖海溪塘被污染。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仅河北、天津两地的生活类纳污坑塘就达806个，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中养殖类纳污坑塘数量为559个，以畜禽养殖废水排放为主。还有一些农村地区采取圈地式开发的方式，导致了土地资源浪费和耕地荒漠化。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格局加剧了农村自然环境恶化程度，既限制了生态农民培育，也严重影响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

三、生态农民培育的主要内容及其路径

生态农民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秉持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三重和谐，走的是一条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道路，谋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生态农民培育，归根结底在于依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教育。生态教育是指在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以传授生态知识和技能，培养具有高度生态责任感和健全生态人格，坚持绿色可持续生产和生活的生态公民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生态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达到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建设美丽地球。

生态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教育是指在大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针对在校学生以一门课程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的生态知识普及教育。而广义的生态教育不仅仅包含狭义的生态教育，还包括在社会上针对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公民开展的生态知识普及教育和生态技能培训活动。本文所说的生态教育就是基于广义生态教育的研究视角，针对农村从业劳动者所进行的生态知识普及和生态技能培训活动，这其中既包括没有脱离具体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农民，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从业者，但是后者所占比例较小。也就是说，生态教育主要是面向“不离乡土”“离乡不离土”和“离土不离乡”这三类农民展开的。其中，对前两种类型的农民要注重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的生态教育，而对后者的生态教育则侧重于生活方面。

农村生态教育对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是由农民内部的阶层分化所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职业结构的变迁，许多农民解除了自身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不再固守土地，而是打破固有的传统身份纷纷转型，从事建筑业、餐饮业以及物流运输、休闲旅游等高端服务行业。农民阶层内部已逐渐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或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等八大阶层。”[3]这八大阶层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生产的直接从业者，属于“不离乡土”这一类，而其它七个阶层中均有部分农民不离乡或不离土，也在农村生态农民培育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