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时间向前推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试图建立类似的机制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仅仅存在八个月(1927年3月22日－1927年11月29日)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中可清晰地看到，它试图从社会的角度表达上海商业界的利益，协调政府与军阀以及外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缘本会之所由发起，外应需要，内谋保障。”但由于这一组织是社会自身的组织，和国民政府进行了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商议合作，因此中国国民党取消了工商界自己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然后以自己可以控制的组织进行了代替。
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其所建立的社会协商机制流于失败，就在于它没有为社会留下一定空间：“从政治上来讲。南京政府完全不理会这些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这些组织所表达出来的意见，事实上反而要极力把这些商业团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从南京政府与上海资本家的交往中的行动说明了它就是这样一个独裁的政权。它决心要把这一切独立的社会力量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2、中国共产党的协商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成功地建立了与资本家的协商对话机制。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比较民主和开放的，许多意见已经充分反映在改造政策中，比如定息、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等，其中的激烈冲突恰恰说明了协商在一定时间内是存在的。
(1)协商的前提
这一时期协商得以进行的前提，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面评价，期望其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所作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对待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政策问题的批语”。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聘请黄炎培等15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以期动员上海资本家打通航运、恢复生产、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1952年，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全面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所有制变化中与私有工商业者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2)组织的建立：中华全国工商联
早在建立全国工商联之前，一些市、县为适应恢复发展民族工商业和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需要，已成立了市级、县级工商联。在建立全国工商联之前，中国民主建国会承担着代表工商业界权益的使命。
但在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中提出：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所望的人，增加一些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同时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如“星期五聚餐会”。等则应设法解决。
1949年7月5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工商、教育、社会科学三个团体的筹备工作，这种并列的位置就已经从国家的角度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组织的功能与教育、社会等团体的功能一样，是国家的助手。1952年6月，统战部讨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这就为全国工商联成立的性质和目的奠定了基础：不是类似民主建国会这样的民主党派性质的组织，而是工会和妇联这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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