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从另一个纬度阐述了协商民主产生的必要性。他的起点是民主制度异化，指出所谓“历史的终结”无法充分证明自由民主体制的完善，在许多自由民主制度中政治制度大规模异化，或者最低程度也是对政治的冷漠。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也为民主化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产生了多样化的要求，要求恢复地方传统和文化认同；既加强了相互的影响，也激化了极端的封闭形式。因此，这种多元化的交流需要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来反映和表达，同时个人的反思性提高也需要对话和协商来表达利益和意愿。鉴于此，他提出要发展对话民主，对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民主化。“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除了正式的政治领域外，对话民主在个人生活领域、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增加、组织内部民主化程度的发展和全球秩序四个领域中取得了进展。他也承认，现在对话民主的可能性多于现实性，它无法解决制度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虽然对话民主不取决于物质的平等，但是不平等确实会阻挡观点的表达或者扭曲对话交流的条件，因此还需要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因此，整体上观察西方社会发展逻辑，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协商民主的图谱如下：
2、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多重困境
在解放前的民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官僚资本主义形态所统治，官僚资本主义回避了多元化竞争的局面，造成了政府对社会资本主义形态的控制。
在1978年之前，中国一直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多元化竞争的“卡夫丁峡谷”，试图直接越过自由主义的民主形态，尝试进入马克思理想形态下的政治和经济形态。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经济上逐步对私有制的改造，建立了公有制。政治上是逐步完善国家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政治表达的多元性和冲突性都在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以经济冲突的形式得以解决。政治的一元性形态得到逐步确立。
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两个因素的推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开启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但是正如东亚发展模式所揭示的，这也是“威权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发展被体制所吸纳。这一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对1949－1963年建构的整体制度规范的回归，因此竞争性民主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取向。但社会改革却开启了经济多元化，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一元化政治结构与多元化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张力。人们对于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民主的协商民主，寄予工具性的希望。
我们必须保持充分警惕的是，这一协商民主是在缺乏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协商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的竞争造成的缺陷而通过话语的充分交流，由公民进行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为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提供一个最后达成的妥协和共识基础，那么这一商议过程的中国前提必须慎重对待，否则话语权就会变化形式而重新垄断这一协商过程。这正是中国当下协商民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