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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一般集中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村经济组织往往只能按照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策去执行。
　　另一方面，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矛盾不断。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首先，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村党支部并没有成为自治组织，这一点与村委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其次，在所有村级组织中，村党支部居核心地位，村党支部与其它村级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何既能保证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又能实现村委会的自治权，成为现实中难以处理的问题。因此，“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村庄区域特殊政治现象，即：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村委会主任和以中国共产党村支部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村党支部书记围绕着村庄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对立冲突。”＼[22＼]村委会主任以《村组法》为依据，而村党支部书记则以宪法、《党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依据，二者围绕着村庄公共权力和利益分配明争暗斗，争做“当家人”，“两委”矛盾不断。民政部门曾对发生过两委关系不和的村作过初步统计，村委过度“自治”，支部放弃领导的比例，只占11.8%；两委互不相让，村级组织瘫痪的情况也只占7.2%；而党支部包办村务，村民自治功能弱化的则占81%＼[23＼]。
为了缓和及化解“两委”的矛盾，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起源于广东、山东的“一肩挑”或称“两委合一”模式被广为推行。“一肩挑”简单地说即由一人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两委合一’意味着党支部直接行使管理职能，减少了党支部和村委会两者分立情况下的摩擦，提高了党支部的管理效力。也减少了乡村干部的职数，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24＼]但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若缺乏有力监督，“一肩挑”模式有可能演变为当选者独断专行，“一言堂”。
　　（三）村级组织与国家-农民关系
　　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部分撤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发生重要改变。在我国“乡政村治”格局形成后，乡（镇）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末梢，乡以下的村级事务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组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支持、协助关系。不过，村委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些行政性事务，因而成为“半行政组织”。
　　五、结语
　　19世纪中叶，马克思用“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25＼]来形容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小农无力从政治上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的分散状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多次用“一片散沙”＼[26＼]来描述中国人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状态，而在学者梁漱溟笔下，中国的农民是“散漫的农民”＼[27＼]。这些小农人数众多，封闭、自给自足，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分散的，缺乏组织纪律性。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无论对于革命者还是建设者而言都是一个传统性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历经多次变革，多种村级组织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式。纵观建国60多年以来村级组织体系的演变及其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不难发现以下事实：
　　第一，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和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而民间自组织发育不充分，发展动力不足，缺乏生长空间。建国60多年以来，作为农村村级组织成员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动、被组织的状况，缺乏横向的、完全基于农民主观意愿建立起来的农民自组织。例如，村民委员会虽然是现今农村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村委会的组建是自上而下的、天然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其充当的仅仅是村庄事务性自治而不是村自治的组织载体，农民并没有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的权力和自由，也并不存在全国性的村委会组织。而且，村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由于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二者性质、授权方式、运作方式的差异、法律相关规定中二者职能的交叉与重叠，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党支部书记是村落事务的“当家人”，大权独揽，村委会主任没有发言权，村民自治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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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与嬗变：建国以来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2014-10-29 10:21　来源: 互联网作者：黄荣华浏览次数 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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