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社区治理中有关软法的研究。刘祖云、孔德斌认为，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6]陈光是较早开始社区软法治理研究的学者，而且坚持至今，其认为“社区治理中的规范是多元的，……由不同社区治理主体创制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规则或服务准则即所谓的社区软法，也逐渐成为社区治理中愈加重要的一种规范形式，……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应该是一种多元平衡的样态，而社区软法则应居于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7]学者们在进一步肯定软法对于社区治理的意义之外，[8]普遍认为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治理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方式的协商，治理手段的“柔性”，[9]同时还要注重与国家硬法的衔接，[10]对社区实施软硬法综合治理。[11]

社区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从软法视角的研究，即使有少量协商民主法治化主题的文献也对社区软法少有触及。[12]基于软法在内生性结构上的利益多元主义和协商民主精神以及效力上的非强制性，其与社区协商民主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容性。[13]

二、济南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及瓶颈

（一）济南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制度探索

济南市自2015年开始试点社区协商民主，每个区县确定两个试点社区。2018年初，笔者对这些试点进行了逐一走访调研。以济南市的调研情况为素材，对如何实施社区软法，推进社区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发展予以初步探索。

从调研情况看，济南市的社区协商民主取得了较好成绩。各区县普遍重视协商民主工作，由组织部门或民政部门出台实施方案，将协商民主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予以推进。各区縣纷纷搭建协商平台，在明确协商主体、规范协商内容、健全协商程序、落实协商成果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总结目前各区县的实践，其中具有共性的做法简述如下：一是建立协商平台，即社区成立协商议事会。议事会是社区协商民主的制度平台，主要成员为社区党委书记、居民代表、监督委员会成员、辖区相关单位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和退休老同志等，同时根据协商事项涉及的问题，还会邀请相关利益方、政府机关和有关专家。二是健全协商机制。各试点社区普遍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协商议事流程。以长清区文昌街道为例，其建立了“三四三”协商机制，通过“三法征民事”（干部问事、群众说事、成员提事）、“四步促民决”（党支部筛选议题、议事会拟定方案、多方恳谈求共识、全体表决定决议）和“三措促落实”（“两委”督促抓实施、张榜公示保透明、建立档案促规范）推进工作。三是建立相关协商议事规范。各社区普遍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涉及明确协商主体、协商议题范围，协商程序，协商结果分类处理，协商决议监督落实等。四是协商形式灵活多样。社区普遍遵循“大事大议，小事小议，急事立议，无事不议”原则，对于不同的协商事务采取不同的协商形式。这是由基层事务的复杂琐碎和社区工作人员有限决定的。社区事务多，压力大，面对千头万绪的事情，不可能任何议题都采取规范的协商流程，只能根据议题性质采取最经济有效的形式协商。五是协商决议的执行获得基层干部和社区居民的监督与支持。协商决议大多是涉及社区全体居民的公共事务，在执行中有时会遇到个别人的抵触，比如小区停车和宠物饲养的规范管理等。对于个别不遵守规范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不懈的沟通和有威望居民的积极努力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建立了和谐的社区秩序。

总之，在济南市社区协商民主试点中，基层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规范体系，而且这些规范在执行中获得了较好的遵循，这些成果得益于基层党委领导下干部们的不懈努力和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大力支持。

（二）济南市社区协商民主探索中的瓶颈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社区软法的实践深受整体环境的影响，这一环境既包括人文社会环境，更主要的是政治和行政构成的制度环境。总体而言，社区在推进软法中面临内外双重制约。

⒈内在制约。⑴社区领导班子是决定社区软法实效的首要条件，这一点在所有社区的走访中都被重点提及。无论是一直先进的社区还是后来居上的社区，都是因为有一个领导力强的党委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社区各项工作才得以有序推进并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优秀干部总是稀缺的。在工作开展并不顺利的社区，缺乏强有力的党委班子，缺乏带头人，往往是首要原因。同时，对于社区党委领导班子来说，其对协商民主的认识也至关重要。有些干部已经认识到社区协商民主平等参与、理性沟通、达成共识的重要性，但依然有不少干部还仅仅是从传统群众工作路线角度认识协商民主，对其中的现代民主元素认识不深不透。对于开展协商民主工作，有的党委班子确实已经建立起了相关制度，承担起了推动社区软法的责任，但有的地方还仅是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