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功的外语教学代写论文是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基本保障，跨文化交际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跨文化交际中，影响成功交际的因素有时不是因为缺少外语或目标语的语言知识，而是由于缺乏目标语民族以及学习者本族的文化知识。因此，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就显得尤为重要。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知识导入，应基于文化的特性，除了传统的文化导入途径外，还可从谚语、格言、价值观等对语言的影响，思维方式对语言的影响，以及本土文化知识等几个方面进行。

关键词：外语教学；跨文化知识；导入途径
　　　　
　　一、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之间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外语教学不仅应向学习者传授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掌握其语言、风俗、社会、宗教、礼仪、价值观、生产方式等方面知识，同时也把本国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不同的交际形式输送出去，这样外语教学就自然涉及到跨文化知识，而且受到跨文化知识的制约。成功的外语教学是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基本保障，跨文化交际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因此，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常常发现，成功的交际不仅要靠较高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较强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由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包括乔姆斯基提出的能否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语言能力，而且还包括他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也就是说，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就学会了这门外语并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因此，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知识的导入呢?
　　
　　二、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知识导入的途径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个人和集体世代的努力和奋斗所拥有和积淀下来的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社会遗产、宗教、时间观念、角色、空间关系、宇宙概念和物质观念的总合。因此，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具有后天习得性，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我们对文化的掌握和适应大部分是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来完成的，也就是通过跨文化交际中的互动而完成的。人在早期是接受父母和朋友对文化的“传递”，而后接受老师及更多“文化传授者”诸如新闻媒体等的文化“传播”。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可从文化的这一特性入手，除了传统的文化导入途径之外，还可从下列途径中汲取和了解跨文化知识。
　　1．从谚语、格言中获取
　　谚语和格言是文化的一种积淀和反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谚语和格言，这些语言都生动地刻画了某种人物和性格，使得文化的摄取变得简单而又难忘。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谚语和格言中感受语言是如何与文化价值和影响相联系的。例如：Order is half life(秩序或规则如同半个生命)，从这条德国谚语中我们得知，德国人非常重视条理，以及事物的顺序和结构，是一个认真而严谨的民族。The mouth maintains silence in order to hear the heart talk(闭上嘴巴方能听到心声)，这条比利时谚语渗透了比利时人在交往时非常注重直觉和感受。又如，A single arrow is easily broken，but not in a bunch(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在亚洲国家广为使用的一则谚语，它显示了亚洲人普遍注重整体和集体的思维定式。
　　2．从价值观对语言的影响中获得
　　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得把握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在政治领域和文化价值观念里，英美人与我们的认识差异很多。我们重集体主义，强调合作，故有“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是无限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等之说。我们重大家，轻小家，所以我们在写信封时，地点是由国家到自家的(由大到小)。我们的姓名也是先写姓，再写名。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他们崇尚个人主义，讲究个人奋斗，注重竞争，故个人的东西一律在前。如个人的名字在先，家庭的姓氏在后；信封的地址也是先写门牌号，再写所在街道，地区，最后轮到国家(由小到大)等。
　　3.从思维方式对语言的影响中获得
　　思维决定语言。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各自所处的地域环境、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各自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来看，汉民族发祥于土地肥沃、气候适中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而融洽，故有“山川毓秀”、“人杰地灵”之说。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使中华民族自古就生活在一种稳定安闲、风调雨顺的农耕生活之中。此特征又影响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而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梁启超语)。所以，这种有别于西方民族的适宜的自然条件便萌生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和重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以及求和谐、求同一的审美习性，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汉文化根基。而英语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和草原地带，生活动荡不定；加上古代落后的经济模式，使他们更多地领略了大自然暴戾无常的一面。这样在与自然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冷静地看待大自然，并由此产生了“天人各异”的元初心态，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自然界，重视自然课题的研究，形成了以自然空间为焦点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语言和言语交际中，中国人历来重写轻说，主张寡言、慎言和戒言，而西方人历来重说，自柏拉图以来，雄辩术一直广受重视；中国人重中庸，不喜欢与人争论，而西方人却喜欢把问题争个水落石出，善于发表个人看法；中国人对某个问题总喜欢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容易认可权威人士的看法和意见，而西方人则主张个性和不同，注重个人体验和探索；中国人说话委婉含蓄，而西方人却直截了当；中国人思维成螺旋形，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思维呈直线性，重抽象思维；中国人喜欢归纳法，而西方人重演绎法。如西方人对下面的对话会感到不知所措：“你能来参加周末的晚会吗?”“不一定，看情况再说吧。”这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中庸、含蓄、螺旋形的既是又不是的价值观，倾向否定，但又留有余地的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却只有“是”或者 “不是”。